九岁那年的秋晨，家父刘洪余叫我赶快起床，吃过早饭去外县帮他寄一封信。这封信不同于一般，它是封翻案信，也是封翻身信。据他说，去海安的角斜镇上寄，离家最近，却是外县，能达到逃避监控扣信的目的。信是寄给中共中央“四清”工作组的。

我们从南路出走，刘洪余忽然从小路边捡起一支狼毫中支笔。他是既惊又喜，把笔在手中摩挲好久说，今天是个上好的日子，遇上了上好的兆头。写毛笔字的人将来一定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也可能做行政工作。细看其笔头毛尖上有红色未消，更是乐不可支。父亲认为红色绝对有象征意义，是教师批发作文时用的，有可能以后会当上教师，退一步讲起码也当上会计什么的。

到了新街镇上是中饭后，他叫我们一起到饭店买了中饭，吃饭结束后去叫到了一辆二轮车，也就是自行车。跟人家讲好价钱，让人家拉我代他去寄信，因为目的地距此处还有十几里。车夫说他家靠角斜，来回一趟一块八。父亲给了他两块交待人家对我负责。说好了父亲在街上等我一起回家。

太阳将近下山，角斜的街道在我眼里闪出，真想停下来一睹为快，但身不由己。转了几个湾后，到了邮政所。买了邮票和信封，柜台里面的人递上了蘸钢笔，可这笔在手上不听话。柜台里的人耐心地指导我写，不知怎么，我想起收信人是中央的大人物，手就抖个不停，字也越写越不行，大概是想起到外县寄信是件逃避非常可怕的事。在收信人一栏竟只写了三个字：刘少奇，后面的全忘了写，大家都说好了好了。柜台里一男人对我说，不用怕，每天寄给中央大人物的信多的是，给毛主席的也有。听了这话心才平复下来，在路上才想到忘记了“同志收”三字。

外边早已暗下来时又到了新街镇，但怎么也找不到父亲了。原来说的和车夫不见不散，人家也着急起来，骂他不负责。不过还算好，记住了他说的：口边是路。他中午吃饭时交代，回去时抄近路一直向东北，不过十七、八里。这不是走的南路，而是走的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车夫问我这条路有多远，听到我的回答后更加气愤，这叫他把个小孩子如何是好。车夫可能想起父亲多给了他钱，就决定再送我一程3里，之后他还要摸黑回家，叫我理解他。最后二轮车关照了我许多，扑扑我的肩说对不起。

我顺路走也不问人，路上后来也无人可问。饿了，天暗了，深夜了，一条大河挡住了我的去路。这个渡口我认识，叫薛家店，河叫方塘河。河面很宽，水也很深，水草也很密。因为我小学二年级就在渡口东边人家读书，知道白天在河西喊河东的陈学章放渡也是件不易的事，何况此刻。但还是壮着胆大喊了几声，等来等去无动静就算了。

我是会水的，就脱下全部衣服，一手抓紧向河东游去。才下水不远处，我遇到了水草，但我明白越过去深处就是一片安全区。我想到了危险，有许多人就是被水草缠脚而死的，但我不想回头，就奋力向水面上斜进，好像船头，让水草从我身下滑开去。我尽量少动作，谨防水草缠着腿。遇到缠上来，不是骚动，而是慢慢地顺过去。到了河东一看衣服，一点水也没有溅到。这么宽大的河，白天大人也不敢游而我过来了，我真有点得意。

家父等啊等啊，没等来他的期盼，却等来了一只很大的帽子——和刘少奇认本家。他们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可父亲分辨说刘少奇叫胡福，姓胡。（其实少奇姓刘，远本家）他说这些干什么呢？没人听。接下来红卫兵要干什么，谁都知道。

过了许多日子，听人家说中央有回信的，信是给地方政府的，主要精神就是6个大字：矛盾不许上缴。对此，刘洪余常骂刘少奇不是个负责的人，或者他的秘书是个不负责的人。

那一支赶路捡到的毛笔，其实没有一点好预兆。父亲不等我，可能是锻炼我在突发情况下的处事体验吧？我也为我能在黑夜里一只手游水过河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