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有一小伙伴叫王叶萍，长得神气大六国的。他来到我家一看小木桌子上放着一颗手枪子弹，就拿起来看了看问我：“这颗小子弹是哪里的？”我说是杨银书放羊时拾到的，他不要了，送给我玩。那时小伙伴们对子弹很有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民兵经常打靶，有许多子弹壳子被民兵捡回家里加工成小刨子，黄黄的质地，风快的刃，挺好使用的。不过那是步枪子弹打靶时飞出来的壳子，比小胡萝卜头差不多大小。我只是看到有的孩子有这样的东西，有的大人有这样的东西，一点也不太神秘。

    偏偏这王叶萍的父亲是个才当了不多时的民兵排长，怎么就听儿子说：“你打靶场上有子弹壳儿吧——给我带几个回来玩。”哪晓得王叶萍的父亲顺口问：“这有什么好玩的？”王叶萍以为父亲不答应，就说人家小儿有，我也要。他父亲就警觉起来问：“你看到哪个儿有子弹壳玩？”叶萍就如实告诉父亲是怎么回事。哪晓得儿子这话一说，王叶萍的父亲王油渗排长就立刻紧张起来，他认为我家没有民兵，哪会有子弹，这里肯定有新动向，觉得要迅速追查。立即就派几个民兵和他背着枪一起来了。油渗鼻子里不时好像有口痰总是吐不出的样子，抽了一会儿又好像吸了进去。

    他迅速来到我家，向我父亲索要子弹。王油渗虽不认识字，说不出什么道子，但他早已和几个有文化的“谋士”商量分析好了，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与海外敌特有关系，一定要从子弹的来源上下功夫，可能挖出一个特务组织，也许立一个大功，受到什么意外的嘉奖，或者出席什么大会，甚至于到北京见到朝思暮想的毛主席。排长想在尺水兴波。

    带着这样的心态来的排长气势汹汹地向父亲要子弹，父亲开头被问愣住了，好在我在场，如果分开审问问题就更大了，这样我会根据父亲的回答适当插话作出机动。我抢先告诉排长，子弹被父亲扔出去了，他追问怎么扔出去的，我父亲说被他站在大门口用力向北一扔，从屋顶上飞出去了。排长一听说子弹已经被扔飞出去了，觉得那就找不到证据了，非常生气，一再训斥父亲不老实，追问子弹从哪里来的。我只好一一向排长说明。

    那是去年冬和杨老四在大河北的土圩上一起放羊，主要是放出来走走，并没有多少草吃，就把羊赶到树林里吃点掉下的槐树叶，那天雪化了许多，但地上还有残留，在寒风里，他怎么站那儿看到草地上有一颗子弹就捡起来说：“咦，还真是个子弹，这地方怎么会有子弹？”然后他在衣服上揩了揩，但子弹上的铜青没法揩掉。我在旁边痴呆地看着，他玩了一会说：“把你，拿去玩。”杨老四是参加过许多次战役的人，到朝鲜也去过，他对这子弹太熟悉了，玩了一会就给我了。还讲了一段朝鲜女人和志愿军的故事给我听——不信你去问杨银书。可王排长不想听，他就是索要子弹，我就恨父亲怎么就把子弹给扔了，如果在的话，排长要，给他不就完了。父亲神秘兮兮的，还说“这东西怎么能放在我家”！

    排长不罢休，一定要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屋子后边去找。幸亏我记得父亲当时站立的地点和扔的方向和力量，估计就在屋子正北，沿着这条南北直线找，就一定会找到，于是就带着大家一起找。可是不知为什么，这颗子弹就是找不到了。屋子后边不是什么空地，而是一条大圩，我家屋的三面墙就是用它切成的。我们好几个人，吹塘灰，寻蚂蚁，沙土都用手摸了几个来回，上面的草都被揪掉也找不到。王排长更加生气，凭他的脑子想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父亲搞“阴谋”耍“诡计”，因此又双方进行口水战。最后，王排长悻悻而归，我们也估计告一段落。

    可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知他已经向什么人作了报告，他的心里十分焦急。过了一天，他发动全劳动小组的所有民兵，以我家屋子为圆心，先是以十米为半径找，然后扩大到二十米半径范围，再扩大三十米为半径找，春天的大田劳动全部停下来，一切似乎如临大敌，似乎要挖地三尺。我家的自留地长的是大麦，其时正在扬花期，经这么多人的手在麦子根上抓，你一遍他一遍，加上人员来去的踩踏，麦子早已像躺在地上的油丝草成了幺子。真正是麦子的行间松了一遍土！然而，他们又一次失望。找不出子弹，他们也就找不到证据，也不好推论，这事也就听杨银书说了算，罢休。

    这事过去了几个月，下了一场大雨后，我从屋后过，看到被民兵挖出来的一堆一堆的沙土，就想起了那颗神秘的子弹，就到其中任意一个土堆尖峰抓了一把，可巧，太神奇了，不多不少，正好抓住了那颗手枪子弹，我自己都不相信，如果说给人家听就更不相信了。我高兴地等到父亲回家，要他向排长报告子弹找到的事。可父亲狠狠地训斥道：“愚蠢，子弹给他，他是要凭子弹要我们交出枪怎么办？你有吗？——人心险恶——这个社会！”我一听，吓一跳，好在没有自作主张把子弹送出去。那年大麦没有收成，父亲很伤心，责怪我不省心。我回嘴：这哪能怪我？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