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老先生

徐典是我妻子的姑父，是在三仓医院退休的，然后在新农医院给人家打工，现在已经86岁，身体不灵敏，睡在铺上，要人陪夜。我之前听到他打来电话，说是叫我去一下，有要事相谈，我觉得他说话已经不利落，吓一跳，就打电话问他儿子，哪晓得是儿媳妇接的电话，方才获知姑父是要谈姑妈的老年待遇问题，好像有什么落实政策的事要做。王吉兰就说，可以把材料拍照发网上给我先看一下，我觉得这样科学。因此约定第二天一早发给我，但到第二天中上也没收到。我打电话问王，王答应马上办，之后我就不再关心。今天去才知道王去登记房产时，顺手把原件带走，丢了。所好的是他们把材料复印了五份，我就看到了复印件。

看到最后得知没有什么需要落实政策的事，只是钱拿得太少，一个月只130块，还要每个月到三仓去拿，一拿就是17年！从谈话中得知，姑妈是1956年公办代课，后下放，文革后落实政策到医院工作，因耳聋回家，政府为她办了手续：“最低工资的一半的经济补助”。我告诉他们，这钱不成比例，要到发钱的单位了解拿钱的出处，找到钱少的原因，解惑。医院解决不了再上卫生局。不要写信寄到高层，那样还是到低层解决。我说如果效果不好再上访不迟。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找，因为年事已高，是按时辰过的日子，不找也得生活，儿子姑娘养得起。姑父听我的话，认为就不找了，大概是我“按时辰过”的说法入了他的心。不过，他还是坚持要把复印的五份材料寄出去，斜如吃糖。我说是这样的话，就把寄信的钱买糖吃吧。

他强忍着坐起来告诉我一些家庭事务，特别说明不久于人世，之后的家庭财产让子女各半分，我给他录音。他摇着右手说，不能书写了，遗嘱很重要，以后要我做证明。我说，立遗嘱不能用亲戚，要用没有利益相关的人，如邻居。说着说着，姑父哭泣起来。因为他问我的妈妈过多大年纪去世的，我说是87.他在口中念着“还有一年”。我劝慰他“死人路上走，活人床上眠”。他还吩咐我帮他把礼品带给我岳母：一瓶是德国药：葡萄素片，茶食两包，牛奶一听。

我们进客厅吃饭时，他姑娘告诉我，姑父的手腕子上带了纱布，是昨天中午“割脉”的。叫我不要对外人讲。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阵难受。医生当了48年，日子过得不错，存款还有若干，房子也有不止一套，儿子孝顺，姑娘孝顺，还有什么跨不过的门槛儿？我最后跟他说“保重”，“心放宽”。他裤子都掉下，再一次要我进房间说话：要我把录音“抹掉”。我说“一定”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