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当年临摹的就是这个封面画）                                                    

                                                    71.还是以德报怨好

    那天半夜来抄家，为首的是杨国良书记。他们主要是来查几个重点户有没有窃取集体的东西，如“果儿花”：人工剥去棉花籽后就能打线的棉花。当时社员只准许种棉花，不允许私人用自己种的棉花，如果私自采用，就是犯罪。到我家来只是应付一下场面上的事。总不能查“好人”，不查“坏人”吧？单查好人的话，那你书记把我们好人当什么？阶级立场哪里去了？在我家，他们一无所获，就匆匆忙忙地离开。可是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等一会儿。杨书记折回又进了门，他问刚才的图画本呢？父亲说，还在那里——你们刚才放哪里还在哪里。临走时，杨书记在灯光下他扬了一下手中的纸片说，这张画像让我带走。他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撕下了图画本中的一页而去。
    一张小学生用过的图画本子内，画有一幅画。本子是妹妹三年级的，纸页的正面是妹妹的作业，五个长方的宋体美术字：“深挖五一六”。就在这页纸的反面，是我亲手临摹的剧中人图画李玉和。刚从弶港镇上买来的《红灯记》唱本的封面很好看。李玉和的一个精彩亮相，目光炯炯，一条长围巾由上而下，手提红灯，英雄气慨慑人心魄，正是男孩模仿崇拜的偶像。
    那时我能唱出好多李玉和的段子，就是剧本的内容也能背得滚瓜烂熟，浩亮的腔调也模仿得维妙维肖，还穿了差不多的一身衣服，只是差一顶大盖帽。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是一个大演大唱的年代，也是一个人人挖空心思想不费吹灰之力建功立业的年代。一帮人把这张画拿去后如获至宝，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大有文章可做，他们觉得又迎来了新任务，又有了新时机向上表功。他们把画的正面的五个字和反面的一个人物联系起来，说什么：居心叵测，诬蔑李玉和是“五一六”分子。
    有了定调，下面的工作是要父亲承认是他画的，且有反动意图。在田间地头，本劳动组的年轻人多次和父亲和母亲在学习会上纠缠，目的就是要父母亲承认。但是，父母只是说明这张画是儿子画的，要说有不到之处，只是对子女教育不严，管教无方，至于你们要把小孩如何，听便！父亲回家安慰我说，他们对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是小孩子。
    他们无法完成栽脏任务，并不影响批判大会的安排和进行。不久，大队就要在大队部门前的广场上召开批判现场会了。庄坤福队长已经接受了上级布置的任务，转着圈子动员我，似乎态度温和，要我在大会主席台发言批判父亲，强调是父亲刘心善画的李玉和，是有意丑化李玉和，是对子女进行反面教唆……土秀才们而且有一顶老早定制好了的大帽子：破坏革命现代样板戏。
    大队先搞了一个小型展览，让上级加上本大队和外大队的小干部前来参观查夜的“胜利成果”，然后就搞了一次大型批斗会。我一支原珠笔画的李玉和展放在主席台下方的一溜条桌上的展品排第一位，其余展品是贫下中农的私活儿：棉花果，手工轧花，胡萝卜头，大豆子……台上是接二连三的有计划的咆哮，一排人低头认罪出丑的缩手缩脚。更有人脖子上挂着一只提海儿（绳包）里面装着果儿花。在生产队长庄坤福的再三动员下，我撑不住那么大的压力，勉强答应上台发言。我写好了稿子，队长看了几遍，他觉得不妥，但不好意思叫我向父亲头上泼脏水，只是要我提高质量，左一遍右一遍地写给他审核过关。其实，我写不出什么“超越”实际的话语，就是准备公开事实真相。最后，庄坤福实在没有办法，关照我开会时上台发言喊到我就要立即上台发言，我点头表示同意。人们以纵队形式5个一排面向主席台，脸朝西，可我渐渐地移到本队人群最后边。但是，队长一直在我身边，生怕我突然“失踪”。可是最后他们把我给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其实，我知道那些稿件把关的文化人一看我的批判稿，一定是不能宣读的。哭笑不得的是那些群众看了展品后，不少人在议论：刘心善的小伙画的那个李玉和真像。
    时过境迁，地方上要搞地毯加工赚大钱，说好了我们大队的最宏伟建筑——人民大会堂将成为溱东丝毯厂的一个下属加工厂，杨书记并且计划由加工发展壮大变成大型企业。人才嘛，有的。正好弶港工艺厂的技术员吴方勤回家省亲，大队就派来了几个干部“硬摘瓜”，几番游说，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措施，令人看守吴方勤，决不让他去上班，把他派遣去学习绘图。还差一个人去学绘图怎么办？大队就在土广播里发通知给我，实行“空中喊话”，但我没有听到，因为距离广播太远。
    邱加才到大田里来了，范田友也来了，要我去参加绘画考试，来个择优录取。其实，自那次“李玉和”风波后，望见井绳都以为是蛇，哪个还敢再玩那玩艺儿？我封笔啦！就像婴儿才出世还未来得及开声就被下到了水桶里闷死。
    在大田里干活的我，突然有人来通知我，动员我，叫我第二天早上8点到大队去考试，我哪里敢放弃这千载难逢的让我激动万分的机遇？我就猛然觉得自己像在水底闷了多年，突然间遇到了一个猛子出水的机会！
    其实，我真是擀面棒吹火——一窍不通了，那个“李玉和”只是信手拈来的即兴之作，简直拿不上台，我根本没有任何从事画画的经历，他们简直是误会我了。但为了应急，我想起了那个白昌明，他和我是河工上的哥们儿。他在文革前画菩萨，文革中画领袖，随手就写领袖笔迹的字和诗词，龙飞凤舞，活像真的。不过，他也为了躲避何贼设法搬迁到新街建洋大队去了。在接到通知后已经是傍晚，但我想，当天八更八点也要找到白昌明，明天上午8时考试前，我一定要学到白昌明的绘画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有在他的指导后，我才能大胆地走进考场。
    从我们家到白昌明家，路程十几华里，中途还要过薛家店大河渡口，时间太晚了就不得上渡船。还好，赶到白昌明那里，他们夫妇正在棉花田里套种麦子，因为外边还有日光，就交给我一把钥匙，叫我先到他家开门坐那儿等一会儿。因为没有工具，不然也帮他一会儿的。
    我坐在他家看到他圣柜上丢着一本落了灰的《世界历史》书，无意中翻到了大毛胡子马克思画像。我就打放大格子放大画了起来一张几倍大的马克思。白昌明回来一看，他说就这样画，没什么诀窍。我不相信，单要他传授知识，可他认真地说，就是这样画，没有什么诀窍。同时对他妻子朱国英说，收拾收拾弄夜饭，洋山芋烧那挂梁上的一块肉。我不肯，说干肉烧不烂的，就喝粥吧。他说，你不知道啊，不管什么样的猪肉，和洋山芋一起烧，就是烂。饭后他们不允许我摸黑赶路，就在他家过夜。第二天天不亮我起身后，过了方塘河的渡船，骑自行车径直走向考场。
    在考场里，没有其他人，大队长杨珍友把准备好的一张《仙鹤图》放我面前。我就把昨天晚上画马克思的过程再来表演一遍。杨书记在我身边来回几趟，才画了一半，他就说好了好了。录取我的时候，还要面试。主考杨书记对我说，你有什么缺点？我壮着胆子跟他开起了玩笑：我就是肚皮大，能吃三大碗。他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谦虚家！他就像个非洲人和我有力地握手。一副雪白的牙齿，哈哈哈……
    有人把相反相成的事说成是生命中的“负物质”，那是背后运行的一种东西，当事人无法控制。我也享受了一次“负物质”的。其实也就是坏事引出了好结果。对此家父说，杨书记除了急需用人外，客观上讲，当年为了画儿，现在也是为了画儿，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在有生之年，来了一次天衣无缝的“亡羊补牢”，消除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和痛苦。
    有一次太阳铲土，正好碰到了杨书记，他正从汽车上下来，说将步行到家，就那五六里。我说，自行车送送你。他不肯，我坚持，虽然我已经在学校工作，早已脱离他的势力范围，但我还是记得那次的紧紧握手，载上他，我们谈了一路，就是没提他曾经加害于我家的往事。父亲和母亲听后说：“人在世界上还是以德报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