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3月18日早上，我已经走到“二门洞”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新街镇东头与新港河交叉口处，四周是槐树盐碱场和荒草，中间一条向西南的斜路。我是步行的，肩膀上挑着一副担子。向身边看，东南边曾住宿过他们家，那家是银头屋，特别是高脊两头张向天空的两个尖角像牛角。这人家有个和我同龄的姑娘叫文秀，上河工的人天天都拿她开心，说是嫁给我的一个叫杨昌官的伙伴。昌官不吱声，我心想，我长得也不比昌官差多少，为什么就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玩话？其实我心里明白，家庭的背景这样，有哪个开这玩笑？昌官的父亲是党员，文秀的父亲也是党员。文秀的父亲只是没有当过兵，没有上过战场，更没有去朝鲜打过仗，但人家是般配的，我算什么。此刻我担着担子，从文秀姑娘的屋后经过，也不知道文秀此刻在做什么，估计她早已生了小孩，该过得很幸福吧？如果她此刻出现问我，我将怎么回答？这一年，我是虚岁24岁。

文秀并没有出现，昌官也早已成家生子，而我正走在上学的路上。从天没亮就步行到此，少说也17-18华里。脚下还有5-6华里走，我高兴地想，这上学就是一大快乐，这个与年龄无关。我将来一定会有好前途的，我如果有那一天，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当老婆也说不定。年轻的我当时就这么想象，想到这里，我似乎具备了万丈豪情。抬头看看前方，外边雾正浓厚，阳光似乎有点依稀，只是微弱的光芒在雾的那边。我想起当天是什么时间，发誓要不忘记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我本来是有一部自行车的，把它放在家里，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她们要用，而我在教室内是用不上的。担子的两头分别是被子换洗衣服和玉米粉咸小菜。可笑的是这副担子不是一般的担子，它是我刚刚从河工上卸任的土兜儿，有人叫泥篮子，就是钱串子网的那种。边筐是桑树枝折成的半圆形，两个一凑就是个大圆。这很土，在农村其实到处有，但让一个去读书的人当行头，确实很不搭调。但我还是有点担心，高中生们正好下课看到我把这副担子挑进校园，他们会围上来问这问那，那样似乎太不体面。

还算我有运气，下课铃没有响。我就趁机担到了伙食房，跟烧饭的崔广元打个招呼说寄存在此，放学后来取走。到班主任那里， 他穿着一身青色尼布中山装，把我安排进教室，坐最北边靠墙的第一桌子，面西，南边是朱爱余。朱爱余个子很矮，而我很高。我穿着灰色的咔叽军装，肩膀上各缝补着一块长方形的也是灰色的新布，深浅色差明显，就像两块肩章。原来的朱同学是一个人单坐，他从家里搬来的凳子，好像为我准备的，我就不客气的坐上去。崔老师上课教我们语文，正好教到《劝学篇》。奇怪的是他这一课文教了许多课时，只是口念译文让同学记录。他念的其实是一本黄皮教参，那上面有许多文言文的译文。课间操时崔老师叫我去了一回办公室，详细问我的家庭情况。但他没有问到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才上中学。倒是办公室里最前头面向东全体教师的校长在那里开了口。他说话很慢：“这儿叫什么名字？怎么这么大岁数才来学校？”对此，我似乎早有准备，从衣袋内掏出一张信纸——《申请报告》。

徐长进校长只是认真地默读着内容，他口中念道：“申请报告，申请报告，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呢。”显然，他为报告里的内容吃惊。这报告是我三天前写好后送到生产队长面前由他亲自签批的。我只是担心离开家庭后不让生产队长吃惊，不让他吃惊的同时派人到学校里把我抓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我真想不到队长会在我的申请书上批准“同意上学”的字样。从1972年初中毕业以来，我渐渐地成为了生产队里的大劳动力，过去生产队不允许我上高中，这次是我私下请人帮助上高中，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跨越。对于生产队长庄坤福来说，他起码不敢当面扫我的兴。徐校长看到这样的报告后非常感慨，叫我收好，他说要用一下，可到后来，不知怎么，他没有用。徐校长高大的身躯站起来朝我看了许久。徐校长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任何人说话，始终坐在他的一张大椅子内，除了下班或上级主要干部来了才起身。崔老师想对我说的话因时间紧没有说成，上课钟响了，他和我一起又回教室。这节课下后，他突然从办公室出来喊我，就在教室他对我说：“中午放学后，你跟杨永忠同学一起回家。”同时他也把杨永忠叫住：“你们在同一班级，以后互相帮助，搞好学习。”杨永忠笑笑点头同意。崔老师又对我说：“学校没有住宿条件，你以后就住在杨家——我已经帮你和杨永忠父亲说好了。”

中午放学，我注意等着学校的学生普遍散开，然后从伙房里挑出担子和杨永忠一起上路。和杨永忠一起放学的有许多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学生，我的个子高，担着担子，引起小学生的好奇。他们围着我问许多我想不到的问题，好像是自己到了一个童话的世界。杨家所在地叫堤东9队。他家在农庄线上住，同路的孩子告诉我杨永忠父亲叫杨林，是队长。到了杨家，杨永忠叫我把担子放到后边厨房里，等中饭过后再吩咐我住宿。中午下工时，听到赶路的人尊敬的叫“杨队长好”，杨队长也回礼“在这儿吃饭！”我见到了杨队长，按照事先王尤琪先生的关照，堤东人称尊敬的人为“爷”，女方叫“婶婶”。这“爷”读如“宜”，我就这样亲切地尊敬着第一次遇到的东家，其实他们不收房租。从此，我就住在杨家厨房里。

厨房在大屋后9步外，是三间大银头屋。东房间里的东南角安排了一张床，南北搁置，这就是我的卧榻。明间安置一张磨床，靠西北。西房间的西南角是一个灶台。这名义上三间，其实中间没有隔断。第一天晚饭时，婶婶叫我第二天早上帮助烧水煮稀饭，从此我就接手了这样的活儿，直到离开杨家。杨家并不少吃的，为人很大方，也不和任何人高声。这让我很开心。吃完晚饭后，我就取出我的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用他们家一张大方凳加一张小爬爬凳，认真地读书学习。但我心里还有个小小的担忧，因为从民主桥头经过时遇到了我们大队的杨增友。这是人们称为大队长的人，阶级斗争的锋芒逼人。我觉得他从崭新的自行车上下来拦截我问：“你上哪去？”我作了回答以后，他感到非常吃惊，然后他上车离开时还回头朝我看了一眼。我有点后悔没有把身上的申请报告给他看一看。我担心他会回大队找小队，最后把我找回家。可是后来他没有，收到的消息是他非常敬佩我。

感谢国家的形势变了，感谢王尤琪先生的帮助，感谢杨林一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从此以后我有了高中学历，参加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直到本科毕业。39年了，怎么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