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到溱东丝毯厂学习，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

    事发杨书记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到我家查夜，他在门口恶狠狠的叫家父开门，家父叫他进来，门开着呢，我家夜不闭户。杨和几个民兵进去乱翻一通，手电光线在各种东西上扫来扫去。有人把旧皮箱扔到地下翻看，杨看到一只皮夹问这是什么。他们找到皮箱内一只资本家小姐的黑色文皮夹子，里面有一张百元存单。同伴问怎么办？杨书记说，放那里。我的担心放下。来人没有新发现，非常扫兴而去。一串脚步声走到向南的水坑边，准备下大沟向杨麻子处那条东西路上走。然而，才下去二十几步，杨书记一个人转了头，他返回屋里说，刚才看到一个练习本子，我要带走。家父叫他自己随便找，不大功夫在“壁橱”找到了我画的一幅涂鸦。

    那画画在废弃的妹妹小学三年级图画本子一页背面，内容是李玉和手提红灯一举，大盖帽，白围巾的一个亮相，英雄气概直冲击人的大脑，似向人扑来。是蓝原珠笔芯画的。这是照胡芦画瓢，因为白天从弶港买了一本《红灯记》唱本，以供自己学唱，画李玉和纯属晚上无聊。杨取走后，我们想不到会有什么后果，家父说不要想了，杨书记还算正派，不会无中生有。母亲说，说不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画在一张作业纸的反面，充分利用浪费的空白处，根本与白纸正面美术字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正面有五个美术字：“深挖五一六”！

    一天后，大队通知来了，叫父母晚上到大队开会训话，要求老实交代是谁画的，反动实质内容是什么？有何用意？他们莫明其妙的提问，父母回答不了，被“三靠”（鼻子、肚子和脚尖紧紧顶住砖墙）站壁思考。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但他们一定要炸出来油水。他们通知我队红卫兵在田间劳动小组学习会上要家父母老实交代。

    过去在大田劳动，每天必须政治学习，大家坐在田头或中间，一到两个小时。几个“动力”必须完成上头交代的任务。在问到“作者”到底是谁时，父母是实话实说。可是，红卫兵一定要家父母承认是他们画的，双方争论起来。最后，家父对他们说：“我们只承认对子女教育不严。”红卫兵也没有办法。

    我在场听到这样的话，心里非常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回家后听父母强调说，小孩画的我们怎么可以承认。事实如此，他们能拿小孩怎么样？！

    为了把事情弄上“八字台”，书记和他的团队发挥了最大的聪明才智，文化人的事情要请学校的老师来帮助解决，要上纲上线，尽管书记心里非常明白怎样加罪，但他未必说出来，要把皮球踢给老师们——一帮文化人。当时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最高指示是这样说的：“一打三反，包括深挖五一六，这样的阶级斗争一抓，大家就有劲了”。这场运动是由周恩来主抓的，史无前例的厉害，我们东台县走在全国前列，据县委书记沙金茂回忆录载，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时间之长，伤害之深，空前。为了我们地方上也想弄出点花头来，好不容易找到了突破口。有人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涂鸦的分析中，竟然把“五一六”跟“革命现代样板戏”联系起来。把纸页正反相联系，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新动向！也是该派，那么多空白纸怎么不画，偏偏要画在这样的五个美术字反面？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大大的政治帽子不大不小，让我父母戴尺码正好，叫“破坏革命现代样板戏”，诬蔑人民英雄李玉和！尽管父母一再声明是孩子所为，只承认“对子女教育没有尽到责任”，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故意把事情向批判大会规格上靠拢。

    这一次查夜是全大队，甚至是全公社统一行动。查的是重点对象，收获是贫下中农偷了多少“果儿花”和胡萝卜等。果儿花就是到集体大田悄悄拾的棉花，留着悄悄剥籽。当时确实是有不少人公开做了“化公为私”的勾当。不然政治学习时哪有那么多人打线锤子？你打我也打，但棉花从哪里来，大家心照不宣。

    偷了集体大田的半大胡萝卜，主要是为加工粥菜备用。总之，堤利大队部露天广场开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现场会”，把突击检查没收的各种东西排列在大会主席台下的一排学桌上，从南向北十几张桌子是展品台。这些东西都是根红苗正人家的杰作。

    为了彻底让家父母成为“铁案”，生产队长得到上级指示，庄坤福动员我写批判文章批斗父母，到大会主席台上发言。我非常反感，本来就是我的涂鸦，怎么还上台当面批斗没有画的父母亲？但我不好得罪庄坤福队长，因为他软硬兼施，答应将来发展我，培养我做队长。美好前途的诱因，我实在难以拒绝，硬着头皮应承下来。他让我回家写，工分照常记。我实在没有编造的本领，只好一遍又一遍修改。大队部正在焦急等待我的射向亲生父母的“炮弹”。我只好磨蹭，一直拖着，直到大会开始都在担心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大会进行时，庄坤福在会场上找我，我站在最后的人群里，他找到我赶快把我的手稿送了上去。但不知哪个干部审查的，没有再通知我上台表演。我写的内容就是向大众公开真相，标榜自己有着崇拜英雄的情结。

    这次大会人数空前，隔壁大队也来了不少人。听说有许多展品，我控制不住，也悄悄上前去看了，但人群中有人总是说这张画画得特别像，是刘心善的小伙画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得到了真相，人们肯定我的能力，心里非常高兴。

    那时很多事情是时代造成的，与个人关系不太大。世界上有许多事，看上去当时是坏事，但不久就成了好事，也是时代造成的。所以家父平反的那一天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忌恨本地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都是时代造成的。

    我第二次目击父母亲被批斗，形式比较过去温和得多，老远看到大队部门口西南的土台，朝东的几个被批斗对象安静的低头站着，有人在话筒前长篇大论，听会的不知批判文章照抄的内容来自哪里，不知所云。会场纪律必须多次表扬或警告才维持下去。父母亲这一次并没有挂大牌子，也没有被五划大绑，似乎外边的形势有点变化。

    我的无聊涂鸦惹出来的风波平息下去，人们对我有了“画得很像”的印象：画得太像，非常逼真！

    外边的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国家中心工作开始转向，由阶级斗争为中心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敬爱的杨国良书记到北京开会遇到了县委书记胡汉卿，胡书记与溱东乡党委书记曹某某商谈，积极动员曹书记帮扶胡书记老家新街办实体经济，落实到我们大队办地毯厂，县委书记出面，事情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们大队必须在短时间内组织人员先去溱东学习技术，为将来发展地毯厂培训人才。培训织造工好办，培训绘图员的人难找。在这关键时刻，冤枉碰巧，杨书记立即想起我。之所以想起我，就是因为那张画李玉和的无聊涂鸦。

    大队部的广播——高音喇叭通知我到大队去谈话，但没有人“互相转告”，最后，邱加才和范迪友两位特地到我们队王尤吉后面大田找到我，和我谈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我做好一切准备，第二天上午八时到大队部参加考试，内容就是画画，从中选拔一到二人去溱东地毯厂学习绘图。我问学习时什么待遇，来人说，学习期满就是开厂的“元老”，徒工期按同等劳力给工分。我听到的反映是，画画的事，自那一次出事后就丢了，谈画色变，我早已不敢染指画画。第二，机会难得，我得答应下来，再想赶快想办法学会画画以应付明天考试 。第三，师傅在哪里？我想起了白昌明，他会画画，曾经为画中堂画（菩萨）被整。但白昌明已经搬了家，当时搬到新街建洋大队。我看看时间来得及，立即骑自行车过薛家店渡船去找他。

    摸到建洋大队白昌明的大田里，他们夫妻俩正在棉花田种麦子，嫂子朱国英叫昌明开门，让我到他家休息。昌明说，我们马上都回家，叫我把大门钥匙拿手上先开门去。

    我在他家明间坐着，看到他女儿的一本《世界历史》书放在家神柜上，突然翻到一张画，就照着画。那是大胡子马克思。我专心致志地画，天也黑了下来，他们回家后，我请教：画画有诀窍吗？想早点离开，他们夫妻俩叫我不要着急，昌明告诉我：画画非常简单。看到我画的马克思说：“就这样画。”我说，你必须教我，他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可奈何地指着画的马克思说，就这样，就这样。收拾收拾，你不要回去，在这吃晚饭，洋山芋烧肉。一块猪肉已经风干，你不来还不知什么时候吃呢！我说不吃肉，肉已经干了，不得烂。我希望他顺水推舟听我的。但他开导说，随便多干的肉，只要和洋山芋烧，马上就烂。

    第二天，我坚决不肯在白昌明家吃早餐，过了渡船直接到大队部去迎接考试。我想，考场一定人很多，争夺战可能激烈，哪知道到大队部一看，锅不动，瓢不响，等了好长时间杨书记来了。他见我来了，叫我在会议室等他出题目。我在会议室想，还这样复杂啊，题目一定很难吧？

    等了一会儿，他手上拿着一幅画，大概从溱东丝毯厂带回的。这画不复杂，就是一张一米高大半米宽的白纸上的一只仙鹤。杨书记把画交给我画就离开了现场。我画了十分之七八时他来看了一眼说，不要画了，就这样，你录取了。他叫我到办公室谈话，问我有什么缺点？我大起胆来了一句：我就是肚子比较大，吃得多。哪知道他黑脸白牙，哈哈大笑，一掌打到我左肩膀上，高兴地说：“你真是一个伟大的谦虚家！回去吧，后天早上到大队部来坐船上溱东丝毯厂培训去。

    到了溱东罗村驻扎，我才知道这些同来的学员，每个生产队一人，他们都是生产小队和大队干部的姑娘相公，还有兄弟大队的干部子女，更有人武部长的侄女，加上带队的，第一批一共十七人，后来追加四人。我在心里想，他们都是”金枝玉叶“，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百姓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