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哥；右，表哥；中，表姐

    大哥刘罗平，乳名锌锅儿。锌锅儿，据家父说，他出生时没有气息，以为死了，接生婆帮他洗澡后穿小衣服包扎好用饭锅倒扣着放房间里，把他盖住五天，第五天的早晨一声哭，惊醒了家人，又因为五行缺金，取之。学名罗平，意思是收获所有平安。算起来，他属兔，36岁病逝，如果不死，他生日大，正月初五，公历是1939年2月23日，已经84岁高寿。特殊时期来临时，有三个伟人蒙难，群众团体就找他名字的麻烦，说他对三个被整人物寄予厚望，他们逼家父交待“反动”根由，家父驳斥说，儿子出生时他们三个都是中央高级干部，巴掌心千层厚，哪个人能料到几十年后他们是“罪人”？小将们无言以对。

    大哥是家父的重点培养对象，出生第五天就为他请了保母，一直奶到五岁生日才打发人家离开。1954年，他16岁时因父母离异，法院判给家父，他从如皋跟随到东台读中学。因为身体单枵，体力不足，中学毕业后当过生产队保管员，当过卫生员，看守过集体草田，做过剃头匠。他活泼好动，能唱会跳，扮演过淮剧《双推磨》女主角，参加全县汇演得过大奖。

    我母亲虽是他的晚娘，但非常关心大哥的婚姻，为他寻找对象订婚。可惜的事是那姑娘为领养的，其养父和她已经怀孕，姑娘提出解除婚约，后远嫁他乡。28时，家里动员他学门手艺，拜师傅马兆安，师傅和他同龄，也是光棍儿。师徒言明学习一年，学徒费不收，但理发收入归师傅。

    马师傅有个相好的女人，女人的丈夫是个跛脚农民，已生2孩，马跟其偷偷摸摸，其后有子，是为3孩。但马师傅最终露出了马脚，连累了我大哥。

    非常时期，挖地三尺，彻查三代，马师傅的家乡人排查到他中学时期的恋爱往事，马师傅的女朋友后来随家人移居香港，和马关系中断。这样，查出了先前的书信，给群众组织抓起来审查。女人把出嫁时的衣物等悄悄搬进百里外的马家，准备一走了之。跛脚男人为了婚姻和孩子，请老革命新四军侦察员崔德钊对付马师傅。

    侦察员请来两个男知青把马师傅扣留，头脚颠倒捆绑，隐藏在一口刚刚废弃的驻军羊圈里拷打逼供。马师傅趁知青大意，掏出表袋中的剃头刀割断绳索逃跑。

    大哥听信邻居挑拨离间，说后娘是城里人，不会生产劳动，又有我和妹妹两个孩子，替她着想，劝他分家，省得带累。大哥暗中买下附近一口棚子住家。春节即将来临，大哥骑车上了如皋母亲处，临走家门上了锁。马师傅逃跑后，扭锁进大哥门，睡到大哥床上以为雨过天晴，风平浪静，哪里晓得被赶到的老侦察员带人进来抓走，扭送到马师傅家乡。家乡人也 对马师傅严查逼供，让马师傅承认“特嫌”分子。与此同时，我们地方上也对马师傅的徒弟——我的大哥——抓捕押送到公社审查。审查期间，打手们指望下半夜出货，对大哥严刑拷打一个多月，每天夜里惨叫怕人，但一无所获，最后放回家还带回一个马粪纸的小牌子，大概30厘米长，40厘米宽，黄底黑字：反革命。下书：刘罗平。大哥被剃“十字头”，不得外出做生意，但必须交每天2角管理费生产队入账。为了外出做生意完成上缴管理费，大哥为自己剃光头，消除侮辱的痕迹。理发的人往往欠账，没有钱上缴管理费，大哥就搓“钱串子”细绳出售，以此上缴管理费。一天，我前往大哥处，人小心大，劝说大哥必须到公社退回牌子，否则被冤枉一辈子，婚姻受到影响。于是，大哥送掉牌子，生产队长还补发一枚象征无罪的伟人像章给他。

    年龄渐渐增长，经过这样一番折磨，加上家父的背景，大哥早已难讨老婆。但有个小街上的杨家人，家有一女，虽说比大哥小十几岁，但精神不正常，愿意招大哥为婿。人家看重大哥手艺，准备将来开店。那户人家待大哥照顾，虽没有结婚，但总算给了大哥一点人间温情。

    大哥分家后，经常来看望父亲。一天住下来就不起身了。劳动组里的女人们经过我家发现他拉了黑色大便，她们分析后告诉我：“拿宝儿，你哥哥内部出血，必须赶快上医院，这黑大便叫鬼屎。”我一听吓坏了，赶快筹划送他去本公社医院就医。先前，大哥也准备上公社医院去的，他请相处得好的邻居何永庆帮他到大队保健室开了转院介绍信。那时开上医院的介绍信只有方单大小，但抬头必须写明出生成份。可是，也不知为什么，这一栏注明大哥的成份是“富农”。大哥看到这样的伪造很为难，自己哪里成了“五类分子”？担心被歧视，被欺负，只能独自流淌着眼泪，因此耽误了治疗。

    到新街公社医院近20里，我用两根树枝做的独轮小推车把大哥安顿其上推上路，经过大队保健室，请负责人吴医生重新开没有“富农”的介绍信，以免歧视欺负。拿到介绍信后，家父跟随我一起步行到医院。医生拿听筒一听，再一问，责怪送晚了，只能住下观察。我解释说是因介绍信成份不当延期。医生说，他们不管这一套，只凭医德，救死扶伤，给我一丝慰藉。

    原来没有住院的打算，现在要住院，我必须赶回去取日用品，送回小车，因为大哥出院也会跑回家，不要推他。临别时我让家父留守。大哥对我说：“你将来帮我到田里挖几斤芋头送杨家。”我有点不理解，自己的生命已经到紧要关头，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几斤芋头，值什么钱。也不放在心上。哪知道这是大哥的最后一句话的交待。

    第二天赶到医院，老远看到家父在医院大门处等待我徘徊，我看到家父踱步，似乎心态轻松，觉得发毛：莫非大哥出事了？走近时，家父看到我和手上的东西平静地说：“不需要了。”“不要住院了？回家养病？”我问。家父还是平静地说：“夜里大概十一二点钟，要吃糖，到街上敲门，店里没糖卖。医生叫输血，联系不上。天将要亮时，像一张灯没有油了，慢慢阴了下去。”我问：“人在哪里？在病床上？”家父指医院车棚说：“临时，在那。医生说弄回家吧，他很苦，才36岁。不要张扬，悄悄埋葬。”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不堪，小车已经放在家里，早晓得如此，小车就不带回了，或者把小车带来。上午办了许多手续，午饭也没吃，等到下午进出的人少了，我想起附近学校高中生王一平和我是朋友，他非常神气，就找他帮助。他是学校班级团书记，一听说如此，立即到学校伙房向师傅说了一句，借了一辆胶轮拖车给我。

    到家时已经夜深人静。听那位女医生的话，悄悄土埋。我帮大哥净身，收拾好能穿的能盖的能包的，都给他。最后席子包裹，扎上3道草绳。家父看到大哥马上拖走，一直抑制着的情绪如大河决口，嚎啕不止，地动山摇，听得我心如刀绞。我到附近驻军点上向军人借了两把手电筒，点上一盏马灯，请到一位有经验的老人家，还用这部拖车拖着，走出三里多，找埋葬的地方。老人家扛着一把大锹，提灯跟随。妹妹跟后照着手电筒。三个人一路无语，人影绰绰，在1976年11月7日的夜里，清风无月，满目衰草丛林从身边而过。最后和老人家商量，在一块有草有林有堤有水的地方停下打坑。此地远离农田，水利开河也碍事不到。填好土，戴上“帽”，我对着坟说：“大哥哥，安息吧！”老人家说：“他解脱了，逸当了。咳！”烧起纸烟，长长一叹，王尤语老人家一直守口如瓶。第二天到邮局拍电报给如皋二哥哥，他叫上一个已经给人家领养后的妹妹，第三天来到大哥坟前站立，在西北风里默默流泪。之后，我母亲细问大哥言行，得知送芋头给小街上杨家的交待，一定要我帮办，我抽空帮他了却生前心愿。